“落马官员双面人生：从业废寝忘食 生活贪污腐化”

9月1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了乔翠霞和魏盟的署名复印件《关注领导干部的生活状态》，题为“工作上的废寝忘食、生活上的贪污腐败”。 这是目前我国落马干部中相当一部分真实地描绘了“两面人生”。 随着近来许多官员的落马，“反腐”成为了年度的热门词。 为什么一些落马的官员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翠霞和魏联合的调查也许能给出新的参考答案。

他们在山东省委党校对450多名官员进行过关于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的问卷调查。 在他们看来，调查结果表明，紧急情况下的就业节奏和方法，以及异地工作的经验，很容易使干部逐渐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走上腐败的道路。

“让公众知道官员的实际情况”

新京报:为什么做这样的调查？

乔翠霞:我在党校工作了16年，和官员接触很多，很关心这个小组。 他们有闪光点，但在整个社会的气氛中，很多人对这个群体有负面的认识。 我们想公开了解官员的真实状态。

新京报:比较官员的生活状态很少见，有什么启发吗？

乔霞(真的有。 在今年的春节中央电视台发表了“家风”的报道。 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现在说要实践核心价值观，但不能空对空。 家风是很好的微观载体。 如果一位官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家庭生活一团糟，在孩子的成长中缺乏作用，我认为这不符合社会的快速发展。

新京报:也与当前的反腐形势有关吗？

乔翠霞:确实有反腐的大背景。 如果中国的迅速发展是前进列车，那么官员集团一定会走在最前面。 看看这段时间官员被调查，经常伴随着通奸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这样的集体都是风格不好，生活腐败的吗？ 这个小组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必须好好分析。

新京报:有从事社会研究的学科背景吗？

翠霞: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在学习政治学。 博士正在学习产业经济学。 有这7年的积累。 我很在意政治上的东西。 是天然有趣的东西。

"样本可以覆盖官员群体. "

新京报:问卷的设计消费长吗？

乔翠霞:从我们有了想法到拿出调查问卷大约需要三个星期。 其中征求了许多研究政治学老师的意见，反复编辑了几次。

新京报:设计问卷时有那些想法？

乔霞(首先，不能问太多问题。 否则，对方不会太理你。 另外，不要太难回答和敏感。 乍一看，反映了负面的东西。 也有细分为调查问卷回答的选择，如异地工作年限等。 根据选择如何划分时间段，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考虑。

新京报:调查对象的样本是如何挑选的？

乔翠霞(还是依靠现有资源。 党校多年来有官僚研修班，调查样本基本涵盖党委、政府机关、人大政协、司法、事业单位、公司、高校、部队等部门，涉及从副科到正厅各级的多个年龄阶段。

新京报:有担心的吗？ 你担心官员不会接受这样的问卷调查吗？

乔霞(最后收到的问卷大多是匿名的，很少官员填写真名。 另外，问卷没有特别敏感的问题。 唯一敏感的是孩子的海外教育经验、支出等，有些官员没有填写这个项目。

新京报:设计这个问题是想调查裸官的状况吗？

乔翠霞:和裸官没有关系。 海外留学一般消费较多，首先想看看孩子的教育给官员带来的经济压力。 但是，最后从调查结果来看，山东省很少有这种情况。

异地工作容易引起官员的家庭危机

新京报:你在文案开头说，工作废寝忘食、生活贪污腐败，是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落马干部“两面人生”的真实写照。 从那些数据中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乔霞(中国官员真累。 问卷调查显示，许多官员每天工作8个多小时。 其中，“8小时”占19.74%，“8-10小时”占64.65%，“11-15小时”占14.75%，86%的受访者需要全天候打开手机。

新京报:但是，你所说的生活上的贪污腐败，在问卷调查中看不到这样的数据支撑。

乔翠霞:这基于越来越多的现象解体，类似于推理，但现在很多落马的官员都伴随着生活方式的问题。 但是，在问卷中谈论这样的私人话题的话，很难得到真正的答案，在面谈中不会告诉你。

新京报:这样的两面人生在你身边有真实的例子吗？

乔翠霞(确实存在。 例如，和我们一起去过红色教育基地的官员，可以通过日常交往看到他最真实的感情流露。 后来看到他有问题，我就感慨万分，心理也接受不了，怀疑怎么办。

新京报:你也在调查中关注官员异地工作的情况。

乔翠霞(根据调查结果，一半以上有异地工作经验，平均异地工作时间为5.5年，75.6%因各种原因分居。 这是引起官员家庭生活危机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你认为感情生活混乱和异地工作有什么关系？

乔翠霞(我们知道古代官员在异地工作是为了打击腐败，但现在由于交通、通信的迅速发展，防止亲情腐败与预想不符。 传说中国以前有熟人社会的监督，熟人会给他工作和生活带来压力，但异地工作反而缺乏这方面的监督。

新京报《如果没有异地工作，腐败的可能性低吗？

乔翠霞(其实，对大多数官僚来说，即使不异地工作，“基本不在家”的工作节奏和方法，也很容易让他们逐渐偏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淡化应负的家庭责任。 这也是官僚感情上“脱身”的重要原因。

人脉网络的构建成了官僚的“必修课”

新京报:在问卷调查中，有按照外出就餐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对象的，这个问题反映了什么？

翠霞:从官员本周和谁吃饭来看，发现家人团聚和朋友社会交流很少，和同事、上司吃饭等公务很多。

新京报:这也是容易引起腐败的因素之一吗？

乔霞(公款吃喝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酒席、餐桌”异化为业务的继续，很多业务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资金筹措的交错中“解决”。

新京报: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乔霞(中国是个人信息社会，法制还不健全，制度也还不完善。 建立这种“人脉网络”，沟通业务渠道的交往，已经成为政府官员的“必修课”。

“评价体系恢复正常”

新京报:你想通过问卷调查表达什么？

乔翠霞(前30年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转型期，目前已常态化，不仅经济中低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也必须逐渐进入正常状态，生活、工作方法也必须常态化。 过去官员在“爬坡”时特别努力，扭了一点东西，现在这些应该恢复正常了。

新京报:扭曲的是那些吗？ 什么样的状态是你理解的“正常”？

乔翠霞:扭曲的是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哪个都不可缺少。 有工作，也要生活。 其实在西方文化中，很少见到因工作而分居的情况。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官员的评价体系应该发生了变化吗？

乔霞(确实，必须改变过去单方面树立“铁人”指导模范的想法，培养“新型官员”。 官员的形象更现实，更朴实。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尝试了。 例如，正在制定官员业绩评价标准。 我想加入“德”这个部分。

新京报:但是，“德”这样的标准不太容易量化吗？

崔西:确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如何应对，也需要很多思考。 我觉得现在变化很大。 八项规定后，大餐确实少了。 官员以前可能不想交往，但现在不行。 例如，我和学生谈了一下，问了八条规定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是否发生了变化。 他们说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家人吃了太多饭。 我认为这种家庭回归应该包括在审查中。

新京报:您是否考虑今后继续进行类似的调查？

乔翠霞(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主题很有价值。 制造巨大的课题，长期关注官员集团，两三年后，长期跟踪，例如通过跟踪反腐形势给官员带来的变化，想弄清楚集团背后的什么。

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