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是时候对慈善体制开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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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

何道峰

王振耀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公益慈善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碰撞了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公益慈善体制，余痛未消，面临着信任不足、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在真相与谣言的动荡中更加混乱。

5月29日，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以“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为主题，从社会体制的定义和功能入手，探讨了政府和慈善领域在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提出了改革的路径和处理方案。

在会议上，“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震耳欲聋。 “社会体制改革最紧迫的是慈善体制改革！ 应该向官民一体、政社无法区别的慈善体制开刀！ ”他把目前的慈善体制定义为“不出轨、人格分裂、不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领域、伤害社会、不再开刀、误国误民！ ”。

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契机，在慈善事业快速发展壮大的基础上，逐一发挥社会体制改革中的慈善杠杆作用……”“负面信息”困扰着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长王振耀，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王振耀见证了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向。 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 1988年，民政部组成基层政权建设部门，国王在其部门下属的农村处处长。 2001年，他就任民政部救济司司长，2004年推动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的设立。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成立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担任司长——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踏上了时代的“鼓点”。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他辞去民政部职务，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现称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王振耀表示，2009年，我国人均g d p将增加到6100美元，按照目前的快速发展速度，未来5年有可能完全超过1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将迎来新的变化，在国家战术、政府职能、社会理念等方面将进行全面的变革。 ”

并且指出，这也是矛盾增加、爬坡的重要阶段。 房价高，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暴力拆迁、视频安全、环境污染——在他眼中，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并不源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出路。

中等发达水平意味着国家职能的系统变革。 国家职能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此外，物质条件的改善，要求人们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 “社会要求形成宽容和尊重的社会心理。 ”王振耀认为，社会体制改革必须立足于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的开展需要迅速发展各种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

他固执地纠正了“草根组织”的称呼，认为应该称为“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 理由是草根组织也有专门的机构。

徐永光:我想成为慈善体制改革的“刽子手”

但是，社会组织的成长有很多限制。 过去的双重管理体制，将许多潜在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

2009年底，王振耀、徐永光、杨团、陈健民、冯燕5人开始百人论坛时，曾遇到注册门槛。 由于百人论坛涉及两岸三地人员，在现行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下，登记并不容易。 最终，百人论坛为了处理合法性问题，做了一个项目，挂靠在非营利组织下面，一直开到今年的第七届。

今年，论坛轮值主席王振耀成为第一位发言人，首先抛出了放宽报名的话题。 “一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废除双重管理体制； 其次，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的登记权限，将当前省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资格的尝试扩大到全国。 ”

但是，百人论坛的唯一政府官员提出了疑问。 “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拼命追赶，试着追赶，却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放松管制是最重要的吗？ ”

这位官员担心开放登记会引起混乱。 没等她说完，徐永光兴奋地说:“这‘乱’已经不正常了！ 以前的“乱”是政府控制下的乱像，今后的“乱”将是“活跃”！ ”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以广东省为例，在需要预审的时候，很多公益组织想注册但注册不上，很混乱。 自从改为直接注册后，反而不乱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郭宇宽补充说:“这和改革开放以前的讨论一样。”

到了下午，参加者有点呆了，“希望项目”的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相当振奋人心。 他说:“社会体制改革最紧迫的是慈善体制改革！ 应该向不论官民一体、政社的慈善体制开刀！ 我想成为拿着这把刀的“刽子手”！ 他把现在的慈善体制定义为“不出轨、人格分裂、不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领域、伤害社会、再不开刀，就会误国误民！ ”。 这句话引起了掌声。

徐永光说:“这是基本情况，但也有好的。 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基会”) )正在开辟道路，青基会也在改革。 今天，中国社会福利基金推出了向全国草根组织开放的联合募捐平台。 ”

清华大学创新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扶基会的改革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唯一的家园。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具有代表性，但确实是改革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为其他公开募集基金会的改革提供了模板。 改革出现活力，募集金额急剧增加。 ”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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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