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放弃救治父亲被骂不孝子 尊严死引热议”

“尊严死”倡导者罗点

春节，父亲和家人最后的年夜饭

“对于自己的临终，尊严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能代替别人说这个事件。 如果你表达得正确，如果你被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医生理解了，他们会帮助你实现表达的愿望，这就叫尊严。 ”——罗点

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和志愿者们建立了探讨死亡问题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发表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生前的事前指示”的复印件。 “生前指示”是指在人们健康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证明在不能治愈的伤病晚期或临终时进行或不进行何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今年6月，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指示宣传协会”正式成立，罗点担任常务副理事长。

在中国文化中，死亡是禁忌，谈死亡是不吉利的。 人怕死，常说“与其死得好，不如活得好”，诅咒讨厌的人“不能死得好”。 为什么要提出和宣传自古流传下来的“尊严死”的概念？ 这得从她的个人经历说起。

罗点:临终的选择是生命的尊严，也是对家庭的爱

罗点曾经是医生，后来投身于文学和媒体界。 2006年，她的岳母因为很多器官衰竭，突然心跳和呼吸停止。 医生对罗点等家人说，老人的状况不好，必须决定是否把老人送到重症监护室。 罗点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我觉得最好不要进重症监护室。 她预计老人如果能表达，也会同意她的意见。 最终，根据家属的协议，婆婆的生命支持系统被医生撤除了。 几个小时后，老人安静地去世了。

但是在那之后，罗点一直很烦恼。 自己有权为婆婆做这个决定吗？ 婆婆真的同意这么做吗？ 幸运的是，家人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老人在笔记本里夹了一张纸条，决定如果她不能表达最后的愿望，就委托学医的罗点解决所有事件。 这让罗悬着的心稍微安心了一点。

婆婆临终的嘱托深深触动了罗点。 她意识到，大多数人都会面临自己面临的选择困境。 “我是医生。 我有这么好的妈妈(婆婆)，我有这么好的哥哥们支持着我。 对我来说这个案子还这么难。 那么，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兄弟姐妹之间有分歧，当事人，也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确定的表现，临终问题会变得非常困难，非常难以选择。 ”她说。

今年3月，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栏目发表了这个讲话，评论说:“在中国文化中，‘死亡’一词是禁忌，所以‘很少有人在健康清醒的时候谈论自己的临终，并提出了自己可能患有不可逆转的绝症时的治疗方案’。”

“并不是说放弃救治是尊严的。 如果你不放弃救治，愿意和命运战斗到底，你也实现了你的尊严。 为什么我们被称为“选择和尊严”？ 每个身体的选择，就是每个身体的尊严。 ”她不仅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建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还出版了一本新书《我的死由谁决定》。 在她看来，选择不仅是生命的尊严，也是对亲人最深的爱。

医学博士放弃了父亲的治疗，被骂为“不孝之子”

罗点的书给了医学博士陈作兵很多慰藉。 陈作兵在杭州工作，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是唯一一位从家乡绍兴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出来多年的博士，也是全村公认的医学专家。 年4月，陈作兵所属医院为他78岁的父亲陈有强举行会诊，诊断为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全身转移，不能治愈。 如果选择化疗，最多可以延长几个月的生命，但会带来脱发、乏力、食欲不振等副作用。

陈作兵进退两难，在日记里写道:“以前我给别人选了方案，现在轮到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 我措手不及”。

但是，父亲知道病情后平静下来，第二天带着老伴去西湖散步后，决定放弃治疗，返回故乡。 陈作兵开车送父亲回老家，面对村民们的困惑。 陈有强是抗美援朝老兵，享有全额医疗保险，儿子也是省城大医院的大医生。 为什么不努力救治，延长一点时间呢？

回到家乡，陈有强种蔬菜，交朋友，陪伴妻子，度过了平静充实的大半年。 春节，他给孙子们准备了200元的红包。 金额是往年的4倍。

春节后不久，越来越虚弱的陈有强终于住进了县里的小医院，只进行补液、止痛等缓解治疗。 年3月22日凌晨，陈有强陷入昏迷。 妈妈给陈作兵打电话，切断爸爸的气管，不去呼吸机救治吗？ 陈作兵想了一会儿，说不要打扰父亲，让他安静地离开吧。 三个小时后，陈作兵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世了。

陈作兵认为，化疗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副作用会使患者卧床不起，降低生命质量。 父亲放弃了治疗，但把临终前一年想做的事都做了，毫无遗憾地安静地离开了。 他很佩服父亲的勇气。 但是，很多人批评他虽然是医学博士，但放弃父亲救治的却是“不孝之子”。

加拿大女性去瑞士安乐死美国35个州可以“自然死亡”

“尊严死”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经常与“安乐死”混淆。 对此，罗点认为，“安乐死”是指没有人为痛苦、没有质量的生命早日结束，“尊严死”不是指早期或延期，而是提倡自然舒适的死亡，核心理念是“自主选择”，即使放弃治疗，也要全力以赴。 其实，“尊严死”介于“过度抢救”和“安乐死”之间，无论是平稳“等死”还是在医生的协助下“自杀”，都是对临终者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在这一意义上是共同的。

今年4月12日，72岁的加拿大温尼伯人苏珊·格里菲斯前往瑞士，请求一个实现安乐死愿望的非营利组织。 格里菲斯患有多系统萎缩症，既不能根治也不能缓解，只会恶化。

多系统萎缩症患者失去运动技能，平衡力受到影响，经常受到病痛的侵害。 格里菲斯每隔几个小时服用一次强力止痛药，每天晚上都会被疼痛惊醒。 她不会骑自行车，不会开车，不会打网球，不会和孙子们吃晚饭，不会静下心来听音乐会。

“这种难以治愈的多系统萎缩症持续了10年。 最终，我会不自觉地躺在床上，让照顾我的人“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不想这样死。 ’加拿大不允许辅助自杀，所以格里菲斯决定去瑞士结束自己的痛苦。 她写信给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们，请求他们重新考虑“医生辅助性自杀”的正当性。

上飞机之前格里菲斯和好朋友们拥抱分手了。 在现场录音中很难分辨她们是笑还是哭。 4月25日，她在瑞士走上了自己的人生。

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 natural death act )》，允许生命支持系统避免延长无法治愈的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说允许患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 迄今为止，美国35个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 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通过签署“生前的事前指示”，按照个人的意愿，在病危或临终时选择采用或不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治疗方法。 这包括采用或避免生命支持系统。

中国:“尊严死”的选择权只有富人？

在中国，与罗点的婆婆和陈作兵的父亲不同，在生命末期受到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的人正在增加。 作家巴金斯在医院度过了最后六年。 首先切开气管，然后只能通过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 周围的人都告诉他，爱他的人都要他活下去。 巴金必须坚强和精神上的表现，无论多么痛苦都要配合治疗。 但是，由于巨大的痛苦，巴金斯多次提到安乐死，多次说“我为你们而活”。 “长寿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

乒坛名宿庄则栋于今年2月10日因癌症病逝。 年11月3日，接受第20次手术的他说:“肝脏已经有八分之七被癌细胞夺走，微弱的生命只剩下八分之一维持着。” 那个医疗队的郑医生说:“他有尊严地想安乐死，但我们的医生不能做那种事。 决不放弃。”

对中国来说，如果辅助自杀的“安乐死”似乎还在进行，那么像美国的“自然死法”那样的“尊严死”离我们还有多远呢？ 罗点等人建立的“选择与尊严”网站，当初虽然受到冷遇，但很多人接受了对死亡的合理讨论。 在这两年中，已经有9580人在这个网站上完成了“生前的事前指示”。 罗点还计划设立中国生前预指示登记中心。

但是，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不平衡、多而复杂的国家，讨论问题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伦理，也是现实的无奈。 在网民的争论中，除了支持“尊严死”和全力治疗到最后这两个观点之外，还有第三个观点。 “穷人有选择的余地吗？ 那是有钱人的事。 ”推特“51哈利路亚”是这样说的。 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处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对于大多数弱者来说，只有获得正常看病的权利，才能考虑何时放弃治疗。 “尊严死”的前提是“尊严活”。

(中央电视台) )

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