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规模取决于市场而非政府(1)专家声音”

全会公报解读

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谈他的城市化研究经验

“我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研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备受瞩目的要点文案总结成八个文字。 规模、机制、地域、新型，”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说。

30多年来，在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研究的过程中，胡必亮几乎参与了所有不同的阶段。

1983年9月21日，被称为“世界性社会科学家”的费孝通教授发表了南京有名的“小城镇大问题”报告。 第二年12月，在费孝通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第二次会议”上，胡必亮提交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小城镇研究的论文。

1989年春节后，第一次“民工潮”出现时，胡必亮和同事们一起在北京站，采访调查了来往的农民工。 基于这样的注意和分解，他的研究观点开始从小城镇转向中国城市化的“机制问题”。

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胡必亮越来越多的机会实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土研究，丰富了对中国城市化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的平台给了我不同的视野和学术背景。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在各个阶段的认知都在进步。 这又与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四个阶段高度协调。 ”

调查小城镇，探讨“哪个规模合理”

第一阶段

规模

我们讨论了城镇的规模。 是快速发展小城镇还是快速发展大城镇？ 有学者认为，小城镇依靠农村，有广阔的腹地。 大城市在政策的支持下，通常发展迅速，但中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足。

华西都市报:你研究中国城市化30多年了，最初是什么促使你做了这个研究？

胡必亮:最初接触城市化研究是在1984年，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当时，费孝通教授带队在江苏进行了一次小镇调查，计划年底召开一次关于小镇的研讨会。 我当时刚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更名为“农村快速发展研究所”)的新项目小组，是当时为完成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快速发展研究中心委托课题《1986-2000年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研究》而成立的项目小组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直接与农村集镇快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组组长建议我写一份农村集镇快速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文案，带文案参会，请费老等专家学者学习指导。 在两位资深研究员的指导下，我写了第一本和城市化有那么大关系的复印件，印了50本。

随后在1986年，我向国务院农村快速发展研究中心申请了小城镇相关的研究课题，并得到批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快速发展研究中心都是杜润生杜老亲自指挥的。

这个课题是研究农村小城镇的快速发展问题，第一是县以下小城镇对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分析并预测了2000年农村小城镇的快速发展趋势。 我当时25岁。

华西都市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化研究表现出什么样的优势？

胡必亮:两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规模”，是城镇合理规模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城镇的规模。 是快速发展小城镇还是快速发展大城镇？ 最多的学者认为小城镇非常重要，过去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严重不足，但现在应该着力于快速发展的另一个人认为大城市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城市快速发展有其规律，其中规模经济是客观规律，相当多的中国城市规模还不够大，快速发展大城市可以发挥强大的牵引力。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快速发展中城市很重要。 当时，中城市实际上是位于大城市和小城镇中间的凹陷区，许多中城市不仅没有迅速发展，反而衰退了。 如果这是指哪个地级市，或者是指几个比较大的县级市，那么它们的经济实力通常不强，也得不到政策的大力支持。 这一派学者认为，小城镇依靠农村，有广阔的腹地。 大城市在政策的支持下，通常发展迅速，但中等城市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足。

这些都是城市化研究涉及的城市规模问题。

关注民工潮思考“城市机制变革”

第2阶段

机制

看到“外出务工热潮”的出现，我在思考这个“机制”的问题。 许多农民工来到城市，但城市不接受他们，因此有可能引发许多社会矛盾。 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

华西都市报:这之后，城市化研究进入了哪个阶段？

胡必亮: 1988年初，我跟着当时以国家科委为中心组成的代表团，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合作，做了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

正好那个时候，从各个场合的探讨和中外的交流中感受到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仿佛不是规模问题，而是机制问题一样。

政府出台政策快速发展大城市，大城市快速发展，制定政策快速发展小城镇，小城镇似乎迅速发展，由政府控制，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城市的内在增长机制。 那是市场的力量。

华西都市报:当时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始的阶段吗？

胡必亮:大家熟知的现象之一是“民工潮”的出现。 这首先是1989年春节后的2月底3月初出现的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探讨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问题。

当时许多农民进城了。 他们为什么要进入城市，其背后是市场的动因。

在城市里，有就业的机会，有赚钱的机会。 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部分人进入了乡镇公司，但由于乡镇公司容纳能力有限，一部分人被另一个市场力量推向了城市。

1989年3月和4月，我们的研究小组在当时的所长陈吉元和室主任庞德昌的指导下，分成小组，轮流在北京站出口等各路农民工，看他们从哪里来、来北京做什么、找到工作、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工作

另外，对进入北京市的农民工人数也做了基本的估算。 基于这样细致的实际工作，我执笔起草的《关于处理农民城市化问题的对策草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送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手中。 希望有助于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做出相关决定。

华西都市报:农民工是你研究城市化机制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吗？

胡必亮:看到“民工潮”的出现，我在思考这个“机制”的问题。 尽管农民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来到城市，但现实的城市快速发展机制仍然是政府统治型的，即由户籍制度统治的情况下，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很多农民工来到城市，但城市没有接受他们，可能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 因此，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

1989年4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城市机制及其变革”的论文。 我在文案中提出，城市的快速发展应由其客观机制推动，这一机制运行的主导力量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然，城市的快速发展并不是由单一的市场力量决定的，一定是市场和政府合作的结果。

我的基本想法是，城市的快速发展规模不是政府计算的，城市规模有多大，有多不合理，最重要的决策力不是政府，而是市场。

华西都市报:当时在中国学术界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不多吗？

胡必亮:从规模的研究转向了机制的研究。 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研究的第二阶段，当时研究城市机制的人很少，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规模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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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