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课题申报乱象：教科院让领导先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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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10人的机构，每年掌握400多个国家级、部级教育课题，课题经费总额超过2000万。 但是，如果不是业内人士，要称呼这个机构的全名就不容易了。 全国教育科学计划指导小组办公室(

但是，知情人士在《中国信息周刊》上表示，该机构正在逐渐将课题申报、鉴定及其相关科研经费纳入只有自己能够控制的暗箱操作。

全规办公室成立于1983年，是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计划领导小组常设办事机构，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任计划办公室主任。 据其官网介绍，该办公室的首要职责是组织制定和实施全国教育科学计划，组织课题审查立项，负责课题的日常管理、鉴定和成果宣传。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家级课题是晋升、职称评定、学术成果的重要衡量标准，有些大学直接规定没有国家级课题就不能晋升为教授。 这是因为有评论认为获得国家级课题可以改变学者的一生。

然而，当全年400多个国家级、部级教育课题申报和申批权力集中在小规模手中时，其实施情景逐渐模糊。

被质疑的游戏规则

在改变游戏规则之前，整个审查过程并未受到过多谴责。

全国教育科学计划共有15个学科小组，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课题分为国家级要点、国家级常规、国家级青年基金、教育部要点、教育部青年专业领域等。 根据等级不同，课题经费从25万到2万不等。 申报成功者必须在一至三年内完成，最长不超过五年。 国家重大委托课题由全规负责的委托机构和个人开展研究，不接受申请。

申报课题的审查环节也很严格。 2008年前，各学科组的10名专家，大致分为3组，用2天左右的时间审查申报材料，小组投票后，排名靠前的选题获得了在专家会议全体报告的资格，由专家们集体讨论后进行投票。 只有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最终通过，在现场演唱门票，公布结果。 为了防止错过优秀的课题，还设立了专家附议。

某学科小组的原组长小张长年从事考核工作，他以前每年到后期都会发“问候”，发邮件、打电话、访问，是后面专家小组讨论和现场投票的一环，所以起到了“问候”的作用

2008年以后，修订了申报审查方法，取消了讨论环节，改为专家独立评分投票。 投票结果没有当场公布，专家也不知道审查结果。 参加审查的一位专家告诉《中国信息周刊》，他评分很高，最终没有通过。 “变更规则后，按照完整规则进行的操作空的时间变大了。 ’他感到疑惑。

一位申报者向《中国信息周刊》表示，他在2008年申报了课题，但未能通过。 年重新申报时，他通过特殊渠道得知自己的得分排名靠前，但最终申报的名单上还没有他的名字。 更奇怪的是，这个课题后来另一位申报者成功申请了。

但是，中国主任袁振国全规在与《中国信息周刊》的采访中表示，取消讨论环节是因为考虑到这个过程中的人情因素，不容易控制。 他否认专家对投票结果一无所知，称:“每组都有统计员，评分结果一出来就发表。 ”。

规则修订后的副本还包括结题审定费用的分配。 每个课题需要课题者支付3000元的鉴定费，5名专家一组，鉴定一个课题，每个评委的鉴定费为600元。 修订后的规则是，5名专家共同核定5个课题，每位评委的核定费为1000元至2000元。 也就是说，一组5个课题共享原鉴定费，但只支出5000-原专家评审费。 “一年有400多个课题，剩下的钱去了哪里，谁也没有公开过。” 相关人员说。

袁振国说，对此一无所知。

更让课题申请人感到蹊跷的是，按照规定，成果鉴定所需经费由课题研究费支出，但课题负责人在提交鉴定资料时必须先行垫付。 代替肩膀的方法只有一个。 邮政汇款，收款人按规定做一名主管。 许多申报者和中国教育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怀疑这是一种远离财务监管的收款方法。

合作改变课题吗？

对于普通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来说，国家级的课题似乎远远达不到，但如果成为中国教育科学院的合作机构，也并不难。

从2008年开始，中央教科所(年更名为中国教科院)与杭州下城区、成都青羊区、大连金州新区、深圳南山区、宁波鄞州区、重庆九龙坡区等6个地区签署合作协议，设立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各区区政府每年科研经费200万和50万专家小组。 中央教科所派出博士后或刚毕业就业的博士担任专家组成员，到实验区开展科研项目，指导当地教育工作。

据一位阅读合作协议的知情人士透露，协议条款规定，院方应协助实验区申报全国教育科学计划课题。 《中国信息周刊》在调查2008-2009年全国教育科学计划课题立项名单时发现，上述6个区确实至少获得了1个国家级课题，各自的国家级课题经费为8万至12万。

袁振国据此表示，实验区是以正当方法申请的课题，他们都有良好的教育积淀，拿到课题也很正常。 “在我们的帮助下，实验区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他们申请课题也是实验区成功的体现。 ”

以杭州市下城区为例，该区与中央教育科协商时，下城区教育局和下城区教育研究快速发展中心分别获得了国家级常规课题和教育部青年课题。 分别是“用教育生态理论促进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实践研究”、“基于无形文化遗产的地方德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 的课题由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主持。 根据该局官网资料，该研究在当时全国8000多个申报课题中很突出，成为68个国家级立项课题中唯一由县级教育行政机关申报的课题，“这标志着我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取得了较大突破”。

下城区教育局在次年下发的《下教研发( 2009 ) 2号》文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与中央教科所、浙江大学等单位的密切合作，整合资源，确保各类课题顺利推进。 这一年，下城区又获得了两个国家级课题。

据该局公开新闻报道，2009年4月，该课题结题评审会在下城区行政中心举行，全规办公室主任袁振国、副主任刘贵华等组成评审组对该课题进行评审会和评审会，袁振国在会上代表专家评审组自设。

另一种合作也受到业界的质疑。 2009年，杭州师范大学与中央教科所签订了“国际教师学习与快速发展研究”协议。 项目为两年半，杭州师范大学提供了200万元的科研经费。

之后，杭州师范大学迎来了国家级课题丰收的季节。 2009年1年，杭州师范大学获得5个课题，其中一个是国家级常规课题，剩下的是教育部的要点课题。 根据全规办公室发布的2006-年立项新闻，杭州师范大学首次获得国家级课题。

据《中国信息周刊》统计，自2009年签署合作协议以来，杭州师范大学共获得6个国家级课题、8个教育部课题。 顺便说一下，国家级要点课题每年只有10个项目左右，大部分获奖者来自211所学校。 杭州师范大学不在这里，但分别每年和每年获得一次国家级要点课题。 分别是“农村教师快速发展状况与保障机制研究”和“高中阶段教育快速发展战术研究”。

据上述人士介绍，杭州师范大学每年邀请中国教育科学院“国际教师学习与快速发展研究”项目组成员到杭州参加1~2次活动，并指导袁振国如何申请国家级课题，袁先生也将给出建议。

一个行业专家解体，200万元的合作项目，对比几十万元的国家课题，在疑似更换的情况下，看似亏本生意，但对一所大学来说，国家级课题带来的无形财富越来越多，包括个人晋升、学位点申请等评定。

另外，许多中国教育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向《中国信息周刊》证明，这许多合作项目中的巨额科研经费和活动经费，从未以任何方式被新闻公开过。

课题让领导先拿

获得课题的不仅仅是合作公司。 有规律的领导人将成为近水楼台的受益者。 袁振国和三位正规事务副主任都成功申请了课题。 如果，他们确实有相当的科研能力，但他们一方面是申报者，一方面是批准者，有责任批准自行申报的课题。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计划课题管理办法》，申请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过去申报合格的课题，在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能重新申报。 但据公开新闻报道，全规办公室主任、中科院院长袁振国本人，面临诸多难题，2006年后无问题记录。

除了全面处理面向全国的课题外，中国教育科学院自行申报的公益金项目也备受争议。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快速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07年)》，中央财政设立了“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公益金)，促进了科研院所持续创新能力的提高。

2007年，中央教育科所获得第一笔资金，共计380万人。 该院数字工作人员向《中国信息周刊》证实，2009年前后，财政部因科研经费违约停止筹资，1年后回升。 但是，袁振国的解释是:“我们对公益金的管理方法吃得不够。 ”。

财政部《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财教( 2006 ) 28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报由科研院所自行组织，大致每年由每人或团队申请一个项目 ”

但是，公开资料显示，年度，我院共有33人获得43个公益金集体项目立项。 包括袁振国在内的10人有2个项目以上的课题，最多的居然达到了4个项目。 根据中国教育科学院发布的《关于申报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特别基金项目立项的通知》，各负责人掌握10万至15万的科研经费。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根据《中国信息周刊》报道，33个项目获得者中，有30人是院领导和中层干部，大部分年龄已经超过40岁。

袁振国对此解释说，这是全国科研院所的通行做法，科研需要老中青三代的协助，没有40岁以上科研人员的皮带作用，课题不太容易展开。

根据管理方法，课题项目和项目负责人的遴选，应当由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评议后，公开科学民主的大致公平选择，公布结果。 但是，在中国教育科学院年度公益金项目中，除我院25名学术委员会成员、5名院外，14名学术委员会成员获得了公益金项目。

按照规定，公益金项目课题分两批支付经费，由项目成员集体监督聘用，最后经负责人签字清算。 但是，不少中国教育科学院人士向《中国信息周刊》证实，在年5月的全院大会上，院纪委书记史习琳发出通报，有人按假机票时间表报销。

史习琳自己拒绝向《中国信息周刊》证实此事，但袁振国承认确实发生了用假机票时间表报销的事件，“但科研人员不知道。 我们把哪个机票代理人列入黑名单了”。

课题申报规则达到了改革的关口

小张对自己的工作有点厌倦，把课题申报间隔的年限从5年缩短为3年，到了今年一次，课题更多，“上次考核刚结束，好像又来了一个新的回合”。

课题申报频率增加的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项目的经费投入从2002年的330万元增加到了去年的3300万元，10年增加了10倍。 根据规办公室公布的数据，“十一五”期间课题的经常经费从2006年的810万元逐年上升到2006年的2600万元，课题申报数从2006年的6000项激增到全年的项目。

课题看了大量未经评估的项目书，被送到垃圾场烧掉。 这20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耗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课题的意义有多大？

在他看来，教育科学研究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本身并不太容易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思考申报周期有多频繁，经费应该花在哪里，不值得花吗？ 小张认为国家有必要重视人文研究。 “但是，现在的课题是相当短期的行为，不做一手研究也不做调查，经常在网上找文献，并不是所有的文科都需要投入那么多钱。 ”

曾经在全规模工作的专家也持这种看法。 据他说，目前很多课题都是文献性的，需要引用和分解数据。 但是，可以免费查询数据，不出差只需要在办公桌上工作。 这样课题的经费经常达到10万美元以上，“这笔钱怎么花，我为他烦恼”。

另一位参加课题申报评审的专家向《中国信息周刊》表示，有的课题没有暴露问题，而是完全传诵，但有的课题完成后整理成书，没有落实到改革的实际行动上，甚至只是为了申报。 “目前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课题申报、考核的过程不透明，要接受领域专家的第三方监督，不要上下行政监督。 ”

小张揭示了他的另一个发现。 一位申报人按全部规则申报后，简单重写标题和复印件，继续在省和其他社会科基金申报。 这意味着同样的课题理论上可以获得多笔经费。

“课题的申报和规则的设定成了改革的关口。 ”他说。 “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剥掉课题申报所附加的业绩、职务等优点，将科学研究恢复到科学研究本身。 ”

(应回答者要求，小张是化名)

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