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难入院难回家”

最近，北京、广西、山东、四川等地经常发生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的事件，引起社会热议。 但是，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停留在“精神病人”这个词上，有些人在心理上排斥精神病人。

据估算，我国有1600万危重精神疾病患者。 无论从病情恢复还是社会负担的角度来看，精神病患者都需要融入社会，被普通人接受、包容，从根本上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是，社会的排斥使孤独世界中游荡的精神疾病患者无处可去，难以找到归宿。

不好住院，不好回家

——不承认有病，消费了几年才住院； 一旦进入医院，经常会被拒绝回家

坐在记者面前的汪阿姨71岁，头发不白，眼睛明亮，全身散发着强大的力量。 她是北大第六医院绿色丝带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也是精神病患者的母亲。

汪阿姨的儿子生病22年了，第一次被发现是在1991年，是在高二。 一开始家人不敢面对，到1997年，儿子陆续开始住院治疗，住院三次。 在王阿姨看来，每次住院都是惊险的经历。

有一天，汪阿姨给已经上班的儿子打电话，不接电话，发消息也不回复。 汪阿姨发现儿子在网上攻击别人，写遗嘱放在网上。 她知道儿子又病了，急忙和老伴赶到儿子家，半天敲门也不开。 两人屏息在门外听了半天，直到从里面听到咳嗽，“儿子还活着”松了一口气。

之后，两人分工，老伴继续询问房间的动向，汪阿姨去派出所要求警察带儿子去医院。 虽然一开始没理，但是汪阿姨连续走了一周，民警终于被感动了。 但是，老伴也被儿子告上了派出所，儿子认为自己没病，家人在伤害他。

终于，儿子上班的时候，老两口、民警和居委会的六七名工作人员，拿着绳子等工具，把儿子从单位叫出来，直奔医院，加了床。 住在这个家里就有70天了。 也许是因为经济负担，老夫妇不想让儿子出院。 “想一直住下去”，一回到家就“很痛苦”。

从发病到住院经过几年，住院必须通过护送才能成功实施，这也是许多危重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的体验。

但是，很多患者到了医院，总是进不去，首要原因是医院的床位长。 一位女士为了让姐姐住院，请了6个人，各交500元，送姐姐去医院，但没有床，女士在门诊大厅跪在汪阿姨身上，希望这个志愿者能帮助她。 调查《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发现，精神病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53.9天，几乎是各科住院患者中最长的。

一旦患者住进医院，很多家庭就像汪阿姨一样，不想让他出院。 今年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调查了300名住院患者，其中150多人召开了符合出院条件的家属座谈会，但发现全家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最长的病人已经住了20多年了。 因为父母去世，有兄弟姐妹各自成家的人，有高龄无法照顾的人，也有负担费用但患者不想出院的家人，也有害怕病情变动的人。

被困，受歧视

——也有人被家人隐藏、束缚、关在笼子里。 即使是恢复者，结婚、就业也很难

三年前，山东泰安市东平县农村的司叔叔给记者打来电话，讲述了女儿患精神病的情况。 他女儿18岁的时候出去打工，不久就受挫回家，开始发病，经常挥刀跑到村口。 几次后，司叔叔把她关在家里，老伴专门看着她。 这个关闭时间是11年。

“为什么不送去治疗呢？ “治疗了。 从县里到了省城。 只有县里可以报销。 “大女儿不能每天闷在家里。 否则，一辈子怎么办？ ’司叔叔很无奈。

最近，记者再次拨了司叔叔家的号码，他又和女儿一起去医院看病。 他的老伴告诉记者，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完了，小女儿的打工费也是用来治病的。 “为了看她，我好几年没出门了。 现在她结婚了，但还住在家里。 将来谁会看她？ ”司大叔的老伴说。

关于在家，成为“笼中人”，是农村很多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现状。 据媒体报道，仅河北省就有超过10万人被困在家中的精神疾病患者。

城市患者的生活也受到歧视。 苏琪是北京的精神病康复者，患病20年来，搬了4次家，邻居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我没有告诉亲戚和邻居，只有居委会知道。 如果知道了这个病，就会抬不起头来。 ”他说。 斯基尼很胖。 这是长时间服药的结果。 他告诉记者，精神病类药物对大部分人都有副作用，常见的有体重增加、嗜睡、乏力等症状。 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本来就不容易，但病历的存在更难了，苏琪在找工作中遭遇的各种歧视层出不穷。 从2009年取得网络管理证书到现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年，苏琪参加了某城市社会工作者的录用考试，笔试面试都通过了，但没有被录取。 招聘方对他说精神病患者不应该成为社区工作人员，“其实我怕打人杀人”。 到目前为止，苏琪报名参加了残联组织的免费培训课程和招聘会等，但是即使有残病证，也受到组织方、招聘方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担心管理不好等，被拒绝了。 “也有求职成功的人，但很少。 要隐瞒自己的病情，基本上是临时工作。 ”他说。

对年轻女患者来说，结婚的诉求更为迫切。 涵今年26岁，病史已满10年。 2006年学导游，在旅行社干过一段时间。 我和广告公司集团的司机去了。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有病，所以谁都先试试吧。 ’涵还去了两次远离重庆农村的男性家里。 父母什么也没说，但涵觉得对她有歧视。 三年前两个人分手了。 后来，涵又见到了很多人。 “他们喜欢我家的不动产，北京人的身份，有我喜欢的人，比如英语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后，就换手机号码，也不注册qq。 ’涵这么说的时候，右手有时捂着嘴。 她害怕自己这么说时，会感到压力，喘不过气来。

“年轻人的结婚、找工作等困难很多，父母担心之后的照顾，康复者重返社会的道路尤为漫长。 ”徐东是北京回龙观医院月坛静心园的心理指导医生，反复强调改善社会、家庭环境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最重要。

渴望“彩虹”的救助

——全国1万5千人口中只有1.5名精神科医生。 社会支持系统薄弱，农村地区几乎都是空白

采访精神病患者并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但不断对着记者搓手，注意对方的反应，很固执。 这和媒体报道的杀人精神病人大不相同。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表示，普通人所理解的精神疾病，首要的是手指严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行为的紊乱，有时无法自控。 从1%的发病率推测，人群中约有1600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对危重精神障碍患者除药物治疗外，还有理疗、心理治疗、康复等一系列辅助措施。 由于发病原因尚未确定，药物治疗通常是对症治疗，目的是控制症状。 为了减少病情波动，提倡对危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化治疗，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 急性期在医院治疗，稳定期在康复设施，维持期回社区。 最初发病的患者需要1-2年的治疗，2次发病需要2-5年，3次以上需要终身服药治疗。

“现实中，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医护人员总体水平不高，全国2万名精神科医生、1万人口中精神科医生数量为1.5人，远远低于世界平均3.9人。 床位20万张，1600万患者中有10%是需要住院的人。 康复设施和社区的指导更是严重不足。 造成住院困难，住后不能出去，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且患者不接触社会，加剧社会功能衰退。 出院后马上回到家中，由于条件限制和压力，病情容易复发，反复出院住院。 ”王绍礼说。

目前，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费用已经纳入医疗保险报销，但家庭和个人的负担仍然很重。 精神病康复者小军今年住院花了三四万元，报销了一半。 另一半的费用和每月的药费，小军队的房子承受不起。 记者调查了精神病药的价格。 例如“奥氮平”这种药，进口药5毫克规格的28片一盒，价格711.79元，每天必须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 根据病情需要，一起服用几类药，费用可能更高。

“社会关注不够，甚至一些残疾康复机构也不接收精神病康复者。 ”王涌是北大六院精神疾病全程介入中心的案例管理员。 他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可以防止精神病患者发生事故，不能像现在这样以患者“不发生事件”为管理目的。 “如果没有健全的社区管理，恶性的事情频繁曝光，哪怕只是一点点精神症状不稳定的患者也有可能模仿，如果发生同样的事情，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他们进一步受到歧视、管制，不利于康复，成为社会的重担，加重家庭的心理负担。 ”

北京、上海、广州地区的社会支持系统良好，既有开放型康复机构，也有“避难工厂”这样的机构。 但是，即使仅限于城市地区，在重症精神疾病多发的农村地区，也几乎都是空白。

一位精神病患者把社会救助比作“彩虹”。 “彩虹落在狂野的瀑布旁边，就像希望你下到逝者的床前一样。 万物横灭，狂暴流水卷走一切的时候，彩虹依然晴朗鲜艳。 ”纳什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约翰·纳什是有名的精神分裂患者，幸运地获得了彩虹。 在他的妻子、社区精神病医生以及所属大学的支持下，他度过了那段痛苦的岁月，这段经历最终成为了电影《美丽的心》。

也许，让我们试着将歧视化为同情心，找出精神病患者的下落，真正重新回归社会。

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