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卸任后去向调查：任职公司多被人诟病”

7月25日，中国重汽(香港)有限企业宣布任命贵州原省长石秀诗、山东原省长韩寓群、国税总局原副局长崔俊慧为该企业独立非执行董事。

另外，据总公司介绍，慈善组织等民间组织也成为卸任官员的重要场所，慈善组织成为“老干部俱乐部”。 这种现象给目前慈善组织的行政化带来了困难。

卸任董事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并不少见，在慈善机构任职也很常见。 除了这些，卸任官员还有那些去处吗？ 卸任官员“再就业”的利弊如何？ 应该如何约束和监督？

转向学术界，立书说

卸任后进入大学或本科，成为指导者或兼职教授已成为趋势。 例如，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在卸任后就任外交学院院长。 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卸任后出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 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退休后，成为河南大学客座教授，出任博士生导师。

有点辞职政治要项写书说。 例如，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卸任后，从2004年到2006年，出版了4部日记体回忆录，揭示了决定的内幕。

在协会、基金会工作

一位官员退休后决定到有官方背景的协会工作。 例如，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是学习日语的外交家，退休后就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新会长。 并且像陈德铭原部长一样，退休后就任海洋协会会长。

在基金会工作的退休人员也不少。 例如中国教育快速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他们真正参与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是基金会的全职员工，越来越成为基金会的核心。

从事慈善事业

2004年，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捐赠《外交十记》约70万元的版税，并在外交学院设立奖学金。 同年11月，全国政协前主席李瑞环在天津创办“桑梓助学基金会”，捐赠稿费110万元。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成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出任该理事长，目前累计投入公益基金2300多万元。

回乡务农

海南省前副省长陈苏厚退休后回乡，带领当地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迅速发展香蕉、橡胶、应季蔬菜种植业，此外，还组织村民建桥修路、建设水利设施、改造电网，建设农贸市场、卫生院、文化活动中心 湖北省前政法委书记刘荣礼退休后，选择在咸宁的某个乡村自费建立农业试验园，成为农民。

加入国家智囊团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辞职一年后，于2009年出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该中心是当时温家宝总理亲自指示设立的新“智囊团”。 这个“智库”还包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前主任王春正、广东前总督卢瑞华等。 另外，例如，龙永图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于2003年初就任博鳌论坛秘书长，致力于将博鳌论坛建成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成为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库机构和高层对话平台

注意

卸任官员的公司被很多人诟病

退休干部的大量工作已经对国内的慈善事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最社会诟病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在任期间多由领导任命，即使有选举也不合时宜，有些地方慈善团体成了老干部的“俱乐部”。 二是募捐总是受到行政的影响，对捐助者产生很大的影响，带来“用权力募捐”的事实。 三是在运用捐款时缺乏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慈善活动效果不佳。

另一个令人恶心的现象是，退休官员在公司任职。

据报道，一位退休官员在公司工作，在法律和纪律的灰色地带穿行，他们的监督有死角，容易产生各种经济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成思危批评说，国内独董制度装饰性太强，在一些专家、学者和许多上市公司担任独董，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义务和责任。 但是，也有很多公司不在意独立董事会做“独立评价”，而在意退休高官长期积累职业经验的丰富人脉和关系的“资源”。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辞职的，原领导成员公务员在辞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辞职两年内，不得在与原业务直接相关的公司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工作，不得从事与原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但是，在现实中，要评价一些公司和其他盈利组织是否“与原有业务直接相关”并不容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建君认为，走向制度化、法治化是官商关系必然的快速发展趋势，必须完善对退休官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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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