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经济未来变化远超预料 且加速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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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读新常态(变局和新动力)》，作者)严以宁

关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第一个问题必须从新常态开始。 我们应该对新常态有正确的认识，新常态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违背市场。 例如，这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不符合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也不可能持续。 因此，我们转向了中高速增长。 这符合现在中国的现实。

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方面的不良影响。 一是资源过度消耗； 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经济效益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我们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尽可能从技术创新中找出了未来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但我们忙于高速增长，错过了时间，所以这是我们要记住的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的经济将转向中高速增长。 一般来说，7 %~6 %~7 %是中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也不容易，转移到中高速增长并不是就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因为需要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结构调整； 二是创新。 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

第一，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然后再考虑对策。 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成本过高。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几年前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重复建设，再加上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地方产能过剩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后遗症。 生产能力过剩的最大问题一个是导致消费，另一个是浪费资源。 这几年，我们的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资源浪费的增长，是低效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要稳步增长，需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 今天我们的基数和十年前相比，越来越大，每增加1%，难度就更大。 这种状况无法持续，所以有递减的过程，几年前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也给我们今天的持续增长带来了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对我们的出口、对外贸易造成了一点不好的影响。 我们遇到了两个困难。 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 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对手，劳动生产率比我们低，但工资很低。 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的困难和国际经济形势有关。

第四，我们需要了解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后，为什么很难改变局面。 结构调整不是件容易的事件，明明已经形成了这么多过度投资，现在要逆转，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件。 因此，进行结构调整需要壮士断臂的决心，能否承受结构调整带来的损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要，如果不多次坚持，前面的工作就会被丢掉，所以必须认识到结构调整的困难。

第五，技术革新。 技术创新不是性急，能够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必须经过多年的积累。 比如深圳，华为也不是突然发展很快。 那现在是收获期，但华为也意识到不能停下来，必须继续创新。

现在有互联网+创新的话题。 虽然互联网意义重大，但我们才刚刚开始，还在探索中，谁也不知道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向哪里。 这是经济学界也无法预料的问题。 但这是趋势，网络的作用巨大，会出现许多新技术，使结构调整更加顺利，但能否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验证。

因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必须多次重申两点。 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是技术创新，要走大众创新、创业之路。 要坚定思路，不要再幻想和旧事重提。 经济大跌对我们没有好处。 因此，我们也要谈宏观调控，重点放在定向调控上。 由于定向控制是结构性控制，重视微调和事前调整，我们能够适应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未来，高投资不一定会带来高就业的第三个问题是观念上的转变，高投资不一定会带来高就业。 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以前有观点认为，新的工作岗位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经济增长率高的话，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就会多。 这个观念以前很符合情况。 中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运营，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要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和高科技快速发展，所以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能处理的。

最近，我在公司进行考察。 这家公司未来的厂长在工地上向我介绍，他们做了大量投资，我问他。 你增加了多少就业？ 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也不增加，而且必须裁员。 为什么？ 他说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同，技术革新的投资完全现代化了。 例如，如果用机器人( 24.310，-0.60，-2.41% )资金研究报告)代替劳动力，效率会提高，但雇佣不会增加。 原来的工人被重新安置，有的退休，年轻的工人要接受再教育，进来后首先必须是技术工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问其他公司如何处理现在的就业问题。 他们说，不通过高投资来处理，而是调动民间积极性让他们创业，创业后就业就会增加。 分散了公司很多部门，一个部门是创新单位，有自己在里面工作，快速发展，赚钱的人。 现在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变了。 是从乡下来的劳动力。 我也不主张出去打工。 首先是学习技术。 在那之后，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也可以创业，回家创业。 所以，民间有很大的创业热情，这是中国未来就业处理的首要方法之一。 预计20年后不需要办公楼，完全采用职员在家工作。 这是因为我们对就业的想法需要改变。 这意味着就业处理不一定需要高投入。 当然，技术有所改善，但需要加强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才培养。

缺钱是贷款难带来的第四个问题，高利率不一定能抑制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的观点。 以前一直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投资过多、费用过高等诉求过大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通货紧缩的方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生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失业，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 于是，当时主流派的经济学家们不知所措。 因为根据以前流传下来的理论，总诉求扩大的话容易引起通货膨胀，总诉求变小就会产生失业，所以通货膨胀和失业不能并存。 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找了哪个主要的经济学家，让他们研究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 结论是，当时出现了两种垄断力。 一个垄断力是工会，工会认为它能控制工人的行为。 多次重复的是工资需要的刚性，光涨不能降，工资降了就罢工。 另一种垄断力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价格受到控制，所以价格具有刚性，价格不能上涨、下跌、扔东西也不能下跌。 有这两种刚性，就像孩子玩跷跷板游戏一样，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孩子。 如果双手全部按住两个孩子，工资和物价就不会反弹。 其实，这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竟然接受了，他执行了新的经济政策。 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 但是后来，当事情变得不好的时候，尼克松的政策也破产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意见，问题出在供给上，因此创新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新产品，集中创新成果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于是，美国在80年代以后，从经济的急速发展中摆脱了停滞状态，也处理了通货膨胀问题。

这个经验表明，眼球的视野不能狭窄。 今天的通货膨胀是由于以往投资过多、诉求过大而引起的，所以应该投资的投资，银行必须降低利率，以适应新的经济增长。

钱是怎么来的？ 我在浙江为这个问题调查了几个市，那不是货币供应不足，而是m1 (狭义贷款，即现金+活期)、m2 )广义货币，即现金+活期+定期存款) )的供应较多。 缺钱首先是融资难。 银行觉得民间公司靠不住，融资收不回来，问题就大了。 所以请可靠的国有大公司贷款。 但是，这些国有公司不需要那么多钱。 融资利率还很低，怎么办？ 把钱转移到外面。

民间公司不能借钱，所以向国有公司借一部分钱。 另外，很多人如果借不到贷款就会向自己人求助。 于是浙江流行现金为王的说法。 公司里最重要的是掌握现金。 有现金就有一切。 这样一来，资金链就不会断裂，产业链就会畅通，有投资机会就可以出手。 最终，每个公司都做了超普通的储备。 结果，m1、m2不变，现金储备量越多，但很紧张。

所以，中国今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就必须多方面考虑。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第五个问题，在任何领域，市场都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的命题。 沧州的肃宁县专营毛皮。 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以前毛皮最好卖给俄罗斯，但是卢布没有购买力了，所以即使肃宁毛皮比欧洲便宜很多，俄罗斯人也不会买。 最后，我给他们一些建议。 一个是使产品更加个性化。 现在的费用和几十年前不同，所以从19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随波逐流的费用，但现在不同了。 现在的费用是个性化的。 二是使服务更加人性化。 你和客户交往，你愁眉苦脸，就好像我在报答你一样，那是不对的。 第三，将企业品牌打到海外。 目前，中国的企业品牌还没有完全确立，但企业品牌是由多年的产品和质量确立的。 第四，把客户留在国内。 如果能在国内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为什么要出国买呢？ 把客户留在国内，这个都能处理。 我们现在的自由贸易区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常给研究生讲实例。 在生产木梳的工厂里，找了四个推销员各自拿着样品卖给了指定的和尚庙。 最初的推销员一瓶也没卖。 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 第二个推销员卖了几十瓶。 他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外还有剃头皮的止痒和美容等功能，在和尚庙里卖了几十把。 第三个推销员卖了几百瓶，他注意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 但是，香客们撞到头后，头发有点乱，香灰落在头发上有点脏。 于是他去见了方丈，庙里香火很旺，香客这么热情，庙里应该关心他们。 如果在每个佛堂前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注意寺庙，他们会来得更早。 于是他卖了几百瓶。 第四个推销员卖了几千瓶。 他直接问了方丈。 我说去庙里工作应该有人事关系通过。 木梳是最好的礼物，可以在木梳上刻佛在心中积善。 我把那个变成了寺庙的名片。 于是，他卖了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可以创造，市场创造后产品功能发生变化，用新功能代替旧工作可以创造市场。 今天，我们必须走出去，让产品增加新功能，让产品满足客户的新诉求，让我们可以打开新的市场进行创造。

网络+时代的社会人士视角的第六个问题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士的问题。 以前的经济学书中都是关于经济人的假设。 经济人假说是指人们从最低价格、最大收益来考虑，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光有经济人假说是不够的。 社会人假说是指人不完全从经济人的立场考虑，也从社会人的角度考虑。

例如，假设a和b都可以投资。 因为a的利润高，价格小，b的利润没有a高，价格比a大，所以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人会投资a，但是不巧的是从b的角度来考虑，也有人想投资b。 为什么要投资b呢？ 虽然有很多原因，但第一个原因是b是我的家乡，我已经发展很快，很有钱了，但是家乡还那么穷，我想在那里投资工厂，处理下岗问题。 这是从家乡的立场出发的。 另一个身体可能会这样想。 我小时候在那里生活过。 我在那里上学和工作。 很多人瞧不起我，说我没出息。 于是我离开那里创业了。 现在成绩出来了，我回去在你们眼里那么没出息吗，我回去开个大公司，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 还是另一个身体过去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做过一点对不起人的事件。 今天我很内疚，也许后悔了，但是现在自己成功了，就在那里开工厂，去现场赎罪。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我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社会人的想法不断增加，所以单纯从经济人的立场来考虑是有限的。

重视第三个调节---道德力量第七个问题是发现和利用第三个调节。 我们过去谈的第一个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无形的手，按市场规律调节； 然后由政府进行调整，由政府有形之手进行调整，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调整。 有第三个调节吗？

市场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件，部族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市场应运而生。 政府的调节更慢，只有有国家和政府才能产生。 但是，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生存和繁殖是由道德力量调节的。 在有了市场和政府的调整之后，道德的调整也在起作用。 经常发生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动乱，乡下人跑到城里，依赖朋友，认为城里更安全，所以被称为小乱居城。 虽然大乱居乡、发生大动乱的城市的人们都奔向了乡村，但在大混乱的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但人类生存了下来，社会还在持续快速发展。 没有市场也没关系。 没有政府也没关系。 因为有道德力量的调节。

我们必须重视第三个调节。 道德力量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就是人人自律，遵守公共规则。 社区文化建设、公司文化建设促进了人类道德力量的自律，这对我们今后有帮助。

重视资源配置效果，使国有经济增值的第八个问题是重视资源配置效果。 多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生产效用是投入产出的比值，投入不变。 如果产量增加，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即使产量不变，投入减少，生产效率也会提高，所以生产效率很重要。 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被称为资源配置效率的第二个效率。 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是既定的。 调整配置方法取得效果的是，用a方法配置产生m效果，用b方法配置产生m+1效果。 这一观念出现后，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侧重于微观行业内的公司管理、生产部门管理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从宏观方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今后必须重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例如，国有资产溢出，但效率在提高吗？ 你能更好地配置那个吗？ 如果用别的方法配置，其效率比现在有所提高，那将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国有资产。

最后，我们得出两个关于经济未来的结论。 一是其变化远远超出预期；二是剧烈的变化，可能是加速度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预料30年，特别是50年后的经济会怎么样。 蓝领和白领有区别吗？ 货币的有用性有多少？ 公司的规模会不会变小？ 将来有人买车吗？ 很多问题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 想不到的我们也必须想。 因为这种经济中的巨大变化最初可能出乎意料，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最终可能会成为事实。

来源：企业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