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孕妇钓鱼执法”的底气何来？”

经营小商店的孕妇吴良彩自己也承认在“钓鱼”面前被一些朋友欺骗了。 她是被熟人“钓鱼”的。 但是，这个孕妇的行为应该不足以涉嫌犯罪。 200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从事信用卡套现，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罪处罚。 什么是“情节严重”？ 这个解释是“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金融机构的资金逾期20万元以上仍未归还的，或者金融机构的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的”。

钓鱼执法引发了社会道德危机，给一些执法人员以中饱私囊的机会……这一结果在2009年轰动全国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因为一点点重大刑事案件很难解决，所以在一些国家和地方，警察会用“钓鱼”的方式破案。 但是，在有特定嫌疑人的同时掌握了部分犯罪事实等，在具体采用时必须特别注意。 总之，绝对是不得已的。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但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如果孕妇吴良彩是任何信用卡诈骗集团的头目、骨干，使用钓鱼执法这样的手段还说得过去，美国的特勤局也曾利用“钓鱼”卖假证的方法帮助了寻找大鱼。 但是，她不过是一个用卡做现金赚点小钱的商人。

吴良彩被自己的熟人“钓鱼”，之后她又被另一个“熟人”拜托去钓鱼。 这种多米诺式的钓鱼执法比五年前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更可怕，吴良彩担心，一旦被“钓鱼”的人心中有怨恨，将会引起怎样一系列的报复。

永新派出所一共18个基层派出所。 派出所首要承担辖区治安管理的任务，也就是行使行政权。 侦查犯罪是侦查权，是行政权之外的问题，所要求的基本功也不同。 经济犯罪的侦查要求更具专业性。

本来，在经济犯罪中，通常由专业搜查队负责，派出所不插手。 但是，中国基层警力不足是个大问题。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周欣说:“我国严惩化以后，刑警的警力严重不足。 因此，在公安系统内部，人们常说公安机关既有行政权，也有侦查权，所以相互扯开，将可以乘坐的警力交给他的行政权，赋予侦查权。”

因为经济侦查又多又杂，所以会比其他侦查权晚一点沉入基层。 但是，随着经济类案件数量的增加，警力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 在此大背景下，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经济犯罪侦查实务会议，一个会议的精神是“抓住基础”。 “要把侦查基础工作纳入派出所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逐步发挥公安派出所的特点，开展经济犯罪线索收集、办案等工作。 ”

于是，许多地方开始改革，基层派出所可以从事普通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 信用卡诈骗之类的经济案件，通常在派出所有侦查权。 年，广西公安厅官方消息稿称，公安派出所从原来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转为积极查处经济犯罪案件的业务模式，成为“破案大战”的主力军。 “破案大战”是指经济犯罪事件。 在“破案大战”中处理了2500多起经济犯罪案件，与往年相比有了飞跃的增长。

永新派出所的这些民警不仅像钓鱼执法一样简单，据政府通报，有关民警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受贿。 在《北京青年报》的报道中，一直是“胖警察”打头阵，但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他。 当地警方官员表示，“胖警察”不是永新派出所的人，有可能与探员和其他单位的警察一起在小伙里敲诈。 也许是发现社会“不良”冒充警察出来敲诈，但事情发生后随时都可以“割肉”。

更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孕妇吴良彩在内的许多“钓鱼者”不在永新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内。

我知道权力必须关进笼子里。 很明显，永新派出所的涉案民警不仅没有被制约权力，反而滥用监督和不受制约的权力，胃口越来越大，做出了非法行为。

经济类事件与金钱的关联很大，执法中也容易出现“弹性空之间”，所以如果不严格限制相关搜查权，很容易让人挠头。 钓鱼执法作为一种特别容易发生非法金钱交易的行为而闻名。

信用卡现金化之类的一般经济案件比较多。 也就是说，如果“执法”的对象非常多，就应该更加警惕。 在这样的事件中，普通的“钓鱼者”往往忍着付钱就完事了，害怕事情闹大，很少有人像吴良彩那样认真。 其实关于本案，确实有几个其他的“钓鱼者”，没有吭声。 那么，只有到了情况非常糟糕的地步，才会被重视，引起的不良社会影响可能会非常大。

当然，将常规经济侦查权移交给基层有很多现实利益和考虑，但确实比较有效、无死角的监督并不容易。 因为基层单位太多了，面也太宽了。 更重要的是，专业性不够。 经济侦查难度特别大，既涉及税务、工商、海关等知识，也涉及金融、财会、证券等知识。不仅涉及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涉及合同法、企业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税法等法律法规。 对地方派出所来说，“一警多能”的挑战太大了，也容易出问题。 专业和专业的侦查小组也有可能出问题，但毕竟范围小，容易垂直管理，通常人员素质也会高一些。

那么，还是回收比较好。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像现在这样多的经济事件，如果没有基层派出所的帮助，专业队就忙不过来了。 否则，多个问题是系统性的，更重要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规范。 经济犯罪需要更加特殊和高级别的预防手段。 例如，美国财政部所属的金融犯罪执法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金融数据库，与全美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数据库、金融监管机构的数据库联网，可以实现新闻之间的信息表达和交换。 通过这个网络，调查员可以在几分钟内找到某个人的金融机构、商业合同、雇主姓名、资产额等新闻。 这些数据经过分解和整理，可以勾勒出被调查者进行的金融和商业交易的明确脉络，为调查提供线索。 这些都是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执行的更有效的措施。

信用卡套现这样的事件确实多如牛毛。 追溯原来，大环境有漏洞，例如，多家银行在赛马场乱发信用卡和pos机。 此外，还有人用大量现金来获取流动资金。 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表示，在民间，许多民营公司的老板持有大额信用卡，总信用额通常在100万元以上。 由于银行贷款难以获得，当公司资金紧张时，他们将通过信用卡兑现来获得流动资金。 由于信用卡套现，使用大量贷款变身生产经营贷款，一旦经济衰退、领域萧条、经营失败，就容易出现放贷，这成为我国信用卡业务的重要风险来源。

综上所述，大制度存在漏洞，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而是对普通市民进行高压调查解决，自然不能接受，但这种基层混乱是没有用的。 更值得警惕的是，滥发信用卡引发的“信用卡债务危机”。 这在韩国等国也发生了，整个社会无限制地借钱、透支，最后有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

来源：企业之窗